同治三年（1864年）7月，与太平军死磕了12年的曾国藩兄弟，靠着笨拙的铁桶合围战术，终于攻陷天京。

曾国藩被朝廷封为太子太保、一等侯爵，世袭罔替，并赏戴双眼花翎。一时间，曾家兄弟风头无两。

曾国藩也明白兔死狗烹的道理，主动请求裁军。

湘军之所以能够成功，除了死磕之外，最主要还是太平天国内部的内讧。

如果太平天国不起内讧，曾家兄弟再死磕十几年，也未必成功。当然，历史是没有如果的。

同治四年（1865年）五月，曾国藩还在盘算如何应对朝廷的猜忌，一道六百里加急的圣旨，摆在了他的案头。

原来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高楼寨遭遇捻军伏击，其所率万余名满蒙精锐骑兵几乎全军覆没，亲王本人也在乱军之中殒命。

朝廷急调湘军和淮军北上对付捻军。

曾国藩接到这道圣旨，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，他知道僧格林沁绝非普通将领，是蒙古科尔沁部的世袭亲王，手握清廷最精锐的中央骑兵部队，常年南征北战，从平定太平天国北伐军到镇压各地叛乱，无一不身先士卒，是清廷倚仗的“国之柱石”。

僧格林沁麾下的满蒙骑兵，更是当时大清战斗力的天花板，曾创下“一日奔袭二百里，破敌数十营”的战绩，被视为镇压内乱的最后王牌。

可谁也没想到，这支令太平军都闻风丧胆的铁骑，竟栽在了看似“散乱无章”的捻军手里。

曾国藩对付农民起义军，向来有一套成熟的打法。

当年镇压太平天国时，他发明了“结硬寨、打呆仗”的战术：大军开到城下，不急于进攻，先挖深壕、筑高墙，把城池围得水泄不通；再切断敌军粮道，毁掉周边所有可利用的物资，让城内守军弹尽粮绝，最后不战自溃。

为了彻底断绝太平军的兵源和补给，他还推行“清野政策”：太平军活动过的区域，房屋一律拆毁，道路尽数破坏，水井要么填塞要么下毒，粮食全部收割或烧毁，金银铜铁提前运走或销毁，让起义军走到哪里都是一片废墟，找不到任何补给，也招不到新兵。

这套战术对付固守城池、建立政权的太平军，堪称“杀手锏”，最终帮他攻克天京。

为了对付流动性很强的捻军，曾国藩把“围城”升级成了“画河圈地”。他利用黄河、淮河、运河等天然江河作为防线，在河岸修筑堡垒、驻扎军队，把捻军活动的区域圈在豫、皖、苏、鲁四省交界地带；再层层设防，慢慢压缩包围圈，最后将其围而歼之。

在曾国藩看来，捻军再能打，也逃不过江河天堑的阻隔，只要防线筑牢，便能将其困死。

可惜他错了，捻军和太平军根本不是同一类对手。

太平军有固定的根据地，要占领城池、建立政权，需要分兵驻守，机动性大打折扣，正好给了湘军围城的机会。

但捻军不一样，他们是一支支“绺子”，有事的时候集中起来，没事的时候就散去。而且捻军属于“流动部队”，几乎全员都是骑兵，除了战马之外，不少人骑的是驴和骡子，虽然速度稍慢，但耐力十足，远超湘军的步兵。

据《捻军史料丛刊》记载，捻军“日行百数十里，倏东倏西，往来飘忽”，而湘军以步兵为主，调动全靠步行和骡车，“日行五六十里即疲惫不堪”，根本追不上捻军的速度。

更让曾国藩头疼的是，捻军从不按套路出牌。他们没有固定的据点，不建政权，不占地盘，核心战术就是“打了就跑，抢了就走”。今天在安徽劫掠粮草，明天就冲进河南骚扰州县，后天又杀到山东伏击湘军，转眼又往湖北奔去，专挑湘军防守薄弱的地方钻。

曾国藩刚在河南布好防线，捻军已经绕道山东；湘军好不容易调到山东，他们又渡过黄河，直奔直隶。

湘军官兵累得筋疲力尽，饿着肚子追了几百里，往往连敌人的影子都摸不着。

史料中记载过这样一则真实案例：同治四年（1865年）八月，湘军探报捻军在安徽亳州集结，曾国藩立刻调集三万大军前往围剿。可等湘军赶到亳州，捻军早已不见踪影；几天后，又有探报说捻军在河南商丘活动，湘军又马不停蹄赶往商丘，结果再次扑空；就在湘军疲惫不堪、准备扎营休整时，捻军突然从山东菏泽杀出，偷袭湘军粮道，烧毁粮草数千石，等湘军回师救援，捻军早已扬长而去。

这样的场景，在剿捻战场上反复上演。

曾国藩坐在大营里，看着一份份“捻军已入某省”“我军追之不及”的战报，心中满是焦灼。他精心构建的江河防线，在捻军面前形同虚设。

捻军骑兵常常趁着夜色，从湘军防线的缝隙中快速穿插，有时甚至连夜渡过结冰的河面，等湘军发现时，他们已经在百里之外。

有一次，东捻军在赖文光的指挥下，一夜之间突破了湘军驻守的沙河防线，湘军将领上报时直言“贼骑如飞，我军瞠乎其后，防线尽破”。

此时的曾国藩终于意识到，自己这套对付太平军的“呆仗”战术，在捻军的“快马”面前完全失灵了。

要怎么样才能改变这个被动的局面呢？

曾国藩意识到：湘军的优势在于兵力雄厚、装备精良、后勤充足，但这些优势都需要时间和空间才能发挥；而捻军的优势是机动性强、战术灵活、善于伏击，正好克制湘军的笨重。

就在曾国藩剿捻屡屡受挫、朝廷上下怨言四起时，朝中大臣纷纷举荐曾国荃。曾国荃是曾国藩的弟弟，打仗以“敢打硬仗、善打围城战”闻名，当年攻克安庆、攻破天京，他都是头号功臣。

虽然天京城破后，他纵兵抢掠、私藏财富的骂名传遍朝野，但不可否认，他的军事能力在湘军将领中首屈一指，超越了他哥哥曾国藩。

彼时的湖北，正处于捻军往来穿梭的“必经之路”，南北贯通、东西相连，成了捻军的“行军走廊”。

清廷认为，这样的战略要地，必须派一个能打硬仗、敢下狠手的人去镇守，而曾国荃正是不二人选。

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正月，朝廷起用曾国荃，让他招募新兵、组建军队，配合曾国藩剿捻。

接到圣旨后，曾国荃立刻行动起来。他从湖南老家招募了大批青壮年，又把当年跟着他打太平军的老部下纷纷请回，组建了一支新的军队，取名“新湘军”。

这支军队延续了湘军的编制，装备了洋枪洋炮，曾国荃对其寄予厚望，誓要在剿捻战场上一雪前耻。

同年秋天，东捻军在赖文光的率领下，调头南下，直扑湖北，目标直指曾国荃驻守的武昌。曾国荃闻讯，立刻率领新湘军北上，在安陆府臼口镇布防。

他选中臼口镇作为主战场，是因为这里地势略高，便于扎营设防，同时能控制周边要道，阻止捻军南下。

曾国荃沿用了自己最擅长的“围城战术”：下令全军深挖壕沟，垒起厚厚的土墙，在营外设置鹿砦、拒马等防御工事，把大营围得像铁桶一般；又囤积了大量的火器弹药和粮草，准备打一场消耗战。

在他看来，捻军骑兵虽然厉害，但缺乏攻城的重型武器，只要自己坚守不出，捻军久攻不下，粮草耗尽，自然会主动撤退。

几天后，东捻军主力抵达臼口镇，黑压压的骑兵望不到边际，声势惊人。捻军骑兵在营外几里地来回奔驰，有人远远开枪试探，有人策马靠近高声辱骂，甚至挥刀挑衅，想激怒曾国荃，诱使湘军出营接战。

可曾国荃不为所动，严令全军紧闭营门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击。他坚信，这场仗拼的是耐心，只要自己守得住，胜利就属于湘军。

可曾国荃万万没想到，捻军根本没打算强攻。他们深知湘军防线坚固，硬攻只会徒增伤亡，于是转而采用了一套“反客为主”的战术，这正是曾国荃当年镇压太平天国时惯用的“围点打援”。

捻军骑兵悄然分散开来，一部分继续在营外佯攻，吸引湘军注意力；另一部分则绕到湘军大营后方，切断了通往安陆府城的退路和粮道。等曾国荃发现时，他的新湘军已经被捻军团团包围，成了瓮中之鳖。

更狠的是，捻军还采用了“骚扰战术”：分成多股小队，轮番对湘军大营发起佯攻。有时在清晨天刚亮时突袭，有时在半夜三更击鼓呐喊，有时趁湘军吃饭、休息时猛冲营门。每次进攻都点到为止，不求破营，只求骚扰。

湘军不得不一次次吹号集结，全军戒备，可往往折腾半天，捻军就主动撤退了。

就这样，湘军士兵白天不得安歇，夜里不敢合眼，三天三夜下来，人人都熬得双眼通红、疲惫不堪，神经绷到了极点。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，捻军骑兵在营外来回奔驰，故意扬起漫天黄尘，遮天蔽日。营内的湘军士兵睁不开眼，看不清敌情，只能盲目戒备，精神在一次次惊吓中被彻底耗尽。

《湖北通志》中记载了当时的场景：“贼骑环营驰突，尘沙蔽日，枪炮乱发。我军昼夜不得息，饥疲交加，士气大落。”

此时的湘军大营，粮食已经所剩无几，最多只能再撑三天；伤员越来越多，却缺乏药品救治；士兵们又饿又累，不少人直接倒在地上昏睡过去，连站岗的哨兵都打起了瞌睡。

曾国荃知道，再这样下去，不用捻军进攻，自己的军队就会先崩溃。他接连派出几拨信使，想冲出去求援，可刚出营门，就被外围的捻军骑兵射杀，无一幸免。附近虽然有其他湘军驻防，但谁也不敢贸然出兵，他们担心一旦出动，很可能被捻军伏击，落得和僧格林沁一样的下场。

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十一月十五日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捻军发起了总攻。

数万骑兵从四面八方冲向湘军营寨，喊杀声震天动地。此时的湘军士兵早已疲惫不堪，饿着肚子仓促应战，弹药也所剩无几。他们坚守的营垒虽然坚固，但终究要靠人来防守，人一垮，防线瞬间就崩溃了。

有的士兵端着枪拼命格挡，有的干脆抄起铁锹、木棍和冲进来的捻军骑兵肉搏，可在机动性极强的骑兵面前，步兵的抵抗显得格外无力。

捻军骑兵来去如电，马刀挥舞之处，湘军士兵纷纷倒下；洋枪虽然威力不小，但装填速度慢，往往没等第二枪射出，骑兵就已经冲到了面前。

营墙一处接一处被撕开缺口，捻军士兵蜂拥而入，营地瞬间陷入一片混乱。

曾国荃身边仅剩几百名亲兵拼死护主。这些人都是当年跟着他出生入死的老部下，对他忠心耿耿，他们用身体为曾国荃挡住飞来的子弹和马刀，硬是杀出了一条血路。

等曾国荃终于冲出包围，逃到安陆府城时，回头望去，臼口镇的大营已经燃起熊熊大火，那些为他挡刀挡枪的兄弟，大多已经倒在血泊中，再也站不起来了。

清点残部时，曾国荃悲痛欲绝：他亲手组建的新湘军，战前有两万余人，如今活着突围出来的还不到一千人，其余的不是战死，就是溃散逃亡。这支他寄予厚望、想用来“重新立身”的军队，一夜之间灰飞烟灭。

臼口镇大败的消息传到北京，朝野一片哗然。同治皇帝龙颜大怒，提笔批下：“曾国荃轻敌冒进，以致大败，实属不该！”

朝中的言官们立刻闻风而动，一封封弹劾奏折递进宫中，有人说曾国荃“骄奢自满，练兵不力”，有人翻出他当年在南京抢掠的旧账，说他“心思全在敛财，根本无心打仗”，还有人直言“曾国荃徒有虚名，不堪大用”。

这场惨败，不仅让曾国荃颜面尽失，更直接拖累了他的哥哥曾国藩。作为剿捻的总指挥，弟弟打了如此惨烈的败仗，曾国藩难辞其咎。

朝廷对曾国藩的不满也日益加剧，接连下旨斥责他“剿捻无方，防线屡破”。而此时的曾国藩，日子本就不好过。

臼口镇大败后，捻军的气势更盛。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11月底，东捻军在赖文光的指挥下，接连突破了曾国藩精心构建的沙河、贾鲁河、运河防线。这些被曾国藩视为“天堑”的江河防线，在捻军骑兵面前如同纸糊一般。

湘军士兵疲于奔命，怨气越来越重。有士兵在日记中写道：“追贼三月，日行百余里，脚底板起泡流脓，却未逢一贼，粮草不济，饿殍遍野。”

将领们也束手无策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捻军在各省之间纵横驰骋，却连一次像样的决战都组织不起来。

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坦言：“捻军骑兵迅捷，我军步队难追，防线屡破，剿捻形势日益艰难。”

此时的朝廷，对曾国藩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。

朝中大臣纷纷上奏，要求撤换剿捻总指挥，有人举荐李鸿章，有人推荐左宗棠，认为他们更擅长对付“流寇”。

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十二月，一道谕旨从北京抵达前线：免去曾国藩钦差大臣之职，不再总揽剿捻军务；改命李鸿章专办东捻军事务，左宗棠负责西捻军事务。

这道命令，意味着曾国藩的剿捻生涯彻底失败。这位平定太平天国的功臣，最终在捻军面前栽了跟头，黯然离场。

捻军之所以能接连击败僧格林沁和曾国藩兄弟，关键在于他们的作战方式与湘军形成了鲜明对比，战斗力更是在实战中碾压湘军。

首先是作战方式的灵活机动。

捻军以“流动战”为核心，不占地盘、不建政权，全员骑兵为主，机动性极强。他们擅长长途奔袭、迂回包抄，专挑湘军薄弱环节下手，打了就跑，从不恋战。

遇到强敌时，就化整为零，分散突围；遇到弱敌时，就集中兵力，围而歼之。还善于利用地形伏击，比如僧格林沁就是在高楼寨的洼地中了捻军的埋伏，最终全军覆没。

湘军以“阵地战”为核心，依赖城池、堡垒和江河防线，以步兵为主，机动性极差。

将领们大多墨守成规，沿用对付太平军的老办法，要么围城，要么设防，缺乏应变能力。湘军的调动需要层层上报，流程繁琐，往往错失战机；而捻军则指挥灵活，能根据战场形势随时调整战术，让湘军防不胜防。

其次在战斗力上不输给湘军。

捻军士兵大多来自底层农民和流民，深受清廷压迫，作战意志坚定，悍勇顽强。他们熟悉北方平原的地形，骑术精湛，擅长近战肉搏，马刀挥舞起来虎虎生风，连僧格林沁的满蒙骑兵都难以抵挡。

捻军的指挥核心如赖文光等人，虽然出身太平军，但极具军事才能，能根据湘军的战术特点制定针对性策略，比如用“围点打援”反制曾国荃。

湘军士兵则战斗力参差不齐。

满蒙骑兵虽然精锐，但经过长期和平，战斗力早已下滑，再加上僧格林沁轻敌冒进，最终导致惨败。

绿营兵更是腐败不堪，士兵大多是混饭吃的流民，缺乏训练，临阵脱逃是常事；湘军、淮军虽然相对精锐，但长期围城作战，不擅长对付骑兵，再加上长途追击导致疲惫不堪，战斗力大打折扣。

更重要的是，湘军士兵大多是被迫当兵，缺乏战斗意志，遇到悍勇的捻军，往往一触即溃。

最后是军队的补给方式。

捻军没有固定的后勤基地，采用“以战养战”的方式，走到哪里抢到哪里。

他们进攻州县时，会劫掠官府的粮仓和府库，补充粮草和弹药；遇到湘军粮道，就果断偷袭，切断湘军的补给。

这种方式虽然简陋，但却适配他们的流动战术，让他们不用被后勤拖累，能随时发起进攻。

湘军则依赖庞大的后勤体系，粮草、弹药都需要从后方运输。

捻军常常偷袭湘军粮道，导致湘军补给中断，士兵们饿着肚子打仗，战斗力自然大幅下降。曾国藩的“画河圈地”战术，更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、物力修建防线、运输粮草，一旦防线被突破，后勤体系就会崩溃。

捻军的崛起，堪称晚湘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。

这支没有正规编制、没有固定根据地、装备相对简陋的农民武装，凭借着灵活的战术、强悍的战斗力，接连击败清廷的精锐部队，逼得曾氏兄弟接连卸任，改写了清朝的军事格局。

虽然最终捻军在李鸿章、左宗棠的联合镇压下失败，但他们与湘军的一系列战役，充分展现了农民起义军的军事智慧和战斗力，也暴露了清廷军事体系的腐朽与僵化。